【九評徵文】反觀內視（二）：好死與賴活
作者﹕王華
【大紀元12月19日訊】儘管中國每年自殺身亡者多達25萬人，更有200萬人企圖自殺，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我也曾認可「好死不如賴活」的人生哲學。甚麼良知善念啊，甚麼道德真理啊，管它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想那麼多幹甚麼？！不知不覺中，我們就用「好死不如賴活著」原理取代了心中的良知善念。「賴活著」意味著放棄道德標準而無條件的順從強權。大家這樣生活了幾十年了，人人都這樣，好像天經地義似的公理了，我們也沒問問自己：好死真的不如賴活著嗎？為甚麼我要賴活著，而不能好好活著呢？
當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每個中國人都面臨著好死還是賴活的選擇，抗日就如同好死，當亡國奴就是賴活，因為那時敵我力量相差如此懸殊，中國好像絕無勝利可言，要抗日就得隨時準備去犧牲。當時在上海淪陷區流行著一首歌，叫《何日君再來》，雖然最早由周璇演唱，可是卻由一個日本女人唱紅全中國的，她叫李香蘭。李香蘭名義上是個女歌星，其實是個日本女間諜，她的使命就是用靡靡之音毒害中國人的抗日鬥志。你聽她唱道：「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喝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道白)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等喝完了這一杯，醉了這一回，人哪還有勁衝鋒陷陣啊？所以那時的日本人最希望中國人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著，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可是，當年的中國人並沒有選擇賴活著，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好死，哪怕浴血奮戰八年，哪怕自己去死，也不當亡國奴。奇怪的是，當中國人有幸衝破假宣傳，得知歷史真相：抗日戰爭是國民黨打的，共產黨不但沒抗日，反而還破壞抗日時，許多大陸人還為中共辯護：中共當時只有三萬人，拉出去不夠日本人一仗就能殲滅光的，我要是共產黨，我也不抗日。可惜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很多都持這樣的觀點，為了保存自己，哪怕當亡國奴也無所謂，好死不如賴活嘛！今後要是再有個日本侵略，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乖乖投降當順民的。因為人們相信好死不如賴活嘛。 其實在傳統文化中，人們把死分為兩種，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人有時應該頑強的活下去，有時應該去直面死亡。在平常日子裡，普通百姓應該珍惜生命，萬不可輕言死字。無論釋教、道教、儒教都視自殺為殺生殺人的造業有罪之舉，自殺者是要下地獄的。從沒聽說過哪個和尚道士自殺的，因為修煉人認為，人的命運是神安排的，渺小的人決不能自作主張。孔子教導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古時候男人連頭髮鬍鬚都是不能剪短傷害的，又怎能做出更傷父母心的自殺行為呢？中國人講究中庸，凡事不走極端，何況天無絕人之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所以在中國古代，普通百姓是很少有自殺的。 但是，自古以來的仁人志士們捨生取義，為國捐軀的英雄壯舉，也為普通老百姓所推崇景仰，萬古流芳。所謂：文臣言諫死，將軍陣中亡。只要死得其所，只要能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也就不足惜了。比如屈原投江、史可法自刎、文天祥服毒，沒人會說他們是懦弱膽怯的表現。相反，若能像越王勾踐那樣臥薪嚐膽，終於一雪前恥東山再起，也是人們所尊重的。所以，好死與賴活，選擇哪個，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的。其實當年勾踐也不是賴活著，在其忍辱負重中，時刻也沒忘記自己的目標，一天也沒停止對理想的追求，他不是賴活著，而是頑強的活著。 前不久有個很著名的記錄片叫《好死不如賴活著》，真實記錄了河南上蔡縣農民馬深義雷妹一家的悲慘生活。因雷妹響應政府號召：「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幾十元人民幣換回了一家四口人的愛滋病。影片一開始，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個扁籮筐裡。她疼痛的呻吟，掙扎著，他們家窮得連床都沒有，她掙扎得動的時候就睡在那個扁籮筐裡，掙扎不動的時候，就被停放在一輛平板車上，她在那裏任蚊蟲叮咬，任蒼蠅肆虐。雷妹是個母親是個妻子，她本能地、無可奈何地選擇了賴活，她沒有自殺、也無法反抗，她在撕心裂肺的非人煎熬中一個時辰、一個時辰地走向生命的終點。這部記錄片在真實得令人窒息的貧窮、磨難、無助、無奈的氣氛裡，展示了一個愛滋病家庭的末日情景。 同非典病一樣，在中國，愛滋病是政治問題而不是醫治病的問題，河南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馬世文因為將數千村民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文件洩漏給外界而被判處10年監禁，罪名是「洩漏國家機密」，而其他許多知情人，因為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就置他人性命於不顧，根據「好死不如賴活著」原理，而選擇了沉默。其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我們很多人不都默許了這個原理而苟且偷生嗎？我們跟那個愛滋病婦女一樣，也是賴活著，只是我們生活的表面沒那麼慘而已。 為甚麼現在的中國人會產生「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想法呢？這都歸功於黨的教育。1949年之前，共產黨打天下時需要人們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所以鼓吹人要選擇好死，不要苟且偷生，可中共掌權之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讓數百萬人含冤受辱，生不如死。起初有剛烈的選擇了「賴活不如好死」，可他們哪裏想到，他的不屈自殺，雖然好像解脫了自己，可是卻把家人置於了更深的水火中，「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等大帽子把活著的親人壓得抬不起頭。慢慢的，人們不敢死了，連死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只好像狗一樣的賴活著。 還有個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既然世界是物質的，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良心值多少錢一斤？道義又有何用？我為甚麼要為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獻身呢？其實道德良知真是那種「說它有就有，說他沒有就沒有」的第二性的東西嗎？人不承認道德規範，道德標準就不制約人了嗎？人不承認天理，天理就不管人了嗎？就跟大躍進一樣，你說假話畝產萬斤，最後餓死的還不是自己？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不承認的事，未必就真的不存在。宇宙天理無形中在制約著我們每個人。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都說明皇天在上，天法制約人，不遵守道義的人，它其實已經不是人了，活著也是行屍走肉。 為甚麼要像狗一樣的賴活著，而不努力活得像個人樣呢？如果連好好活著的勇氣和希望都沒了，這個人已經死了。希望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能活過來。@
作者﹕王華
【大紀元12月19日訊】儘管中國每年自殺身亡者多達25萬人，更有200萬人企圖自殺，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我也曾認可「好死不如賴活」的人生哲學。甚麼良知善念啊，甚麼道德真理啊，管它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想那麼多幹甚麼？！不知不覺中，我們就用「好死不如賴活著」原理取代了心中的良知善念。「賴活著」意味著放棄道德標準而無條件的順從強權。大家這樣生活了幾十年了，人人都這樣，好像天經地義似的公理了，我們也沒問問自己：好死真的不如賴活著嗎？為甚麼我要賴活著，而不能好好活著呢？
當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每個中國人都面臨著好死還是賴活的選擇，抗日就如同好死，當亡國奴就是賴活，因為那時敵我力量相差如此懸殊，中國好像絕無勝利可言，要抗日就得隨時準備去犧牲。當時在上海淪陷區流行著一首歌，叫《何日君再來》，雖然最早由周璇演唱，可是卻由一個日本女人唱紅全中國的，她叫李香蘭。李香蘭名義上是個女歌星，其實是個日本女間諜，她的使命就是用靡靡之音毒害中國人的抗日鬥志。你聽她唱道：「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喝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道白)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等喝完了這一杯，醉了這一回，人哪還有勁衝鋒陷陣啊？所以那時的日本人最希望中國人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著，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可是，當年的中國人並沒有選擇賴活著，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好死，哪怕浴血奮戰八年，哪怕自己去死，也不當亡國奴。奇怪的是，當中國人有幸衝破假宣傳，得知歷史真相：抗日戰爭是國民黨打的，共產黨不但沒抗日，反而還破壞抗日時，許多大陸人還為中共辯護：中共當時只有三萬人，拉出去不夠日本人一仗就能殲滅光的，我要是共產黨，我也不抗日。可惜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很多都持這樣的觀點，為了保存自己，哪怕當亡國奴也無所謂，好死不如賴活嘛！今後要是再有個日本侵略，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乖乖投降當順民的。因為人們相信好死不如賴活嘛。 其實在傳統文化中，人們把死分為兩種，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人有時應該頑強的活下去，有時應該去直面死亡。在平常日子裡，普通百姓應該珍惜生命，萬不可輕言死字。無論釋教、道教、儒教都視自殺為殺生殺人的造業有罪之舉，自殺者是要下地獄的。從沒聽說過哪個和尚道士自殺的，因為修煉人認為，人的命運是神安排的，渺小的人決不能自作主張。孔子教導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古時候男人連頭髮鬍鬚都是不能剪短傷害的，又怎能做出更傷父母心的自殺行為呢？中國人講究中庸，凡事不走極端，何況天無絕人之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所以在中國古代，普通百姓是很少有自殺的。 但是，自古以來的仁人志士們捨生取義，為國捐軀的英雄壯舉，也為普通老百姓所推崇景仰，萬古流芳。所謂：文臣言諫死，將軍陣中亡。只要死得其所，只要能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也就不足惜了。比如屈原投江、史可法自刎、文天祥服毒，沒人會說他們是懦弱膽怯的表現。相反，若能像越王勾踐那樣臥薪嚐膽，終於一雪前恥東山再起，也是人們所尊重的。所以，好死與賴活，選擇哪個，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的。其實當年勾踐也不是賴活著，在其忍辱負重中，時刻也沒忘記自己的目標，一天也沒停止對理想的追求，他不是賴活著，而是頑強的活著。 前不久有個很著名的記錄片叫《好死不如賴活著》，真實記錄了河南上蔡縣農民馬深義雷妹一家的悲慘生活。因雷妹響應政府號召：「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幾十元人民幣換回了一家四口人的愛滋病。影片一開始，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個扁籮筐裡。她疼痛的呻吟，掙扎著，他們家窮得連床都沒有，她掙扎得動的時候就睡在那個扁籮筐裡，掙扎不動的時候，就被停放在一輛平板車上，她在那裏任蚊蟲叮咬，任蒼蠅肆虐。雷妹是個母親是個妻子，她本能地、無可奈何地選擇了賴活，她沒有自殺、也無法反抗，她在撕心裂肺的非人煎熬中一個時辰、一個時辰地走向生命的終點。這部記錄片在真實得令人窒息的貧窮、磨難、無助、無奈的氣氛裡，展示了一個愛滋病家庭的末日情景。 同非典病一樣，在中國，愛滋病是政治問題而不是醫治病的問題，河南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馬世文因為將數千村民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文件洩漏給外界而被判處10年監禁，罪名是「洩漏國家機密」，而其他許多知情人，因為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就置他人性命於不顧，根據「好死不如賴活著」原理，而選擇了沉默。其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我們很多人不都默許了這個原理而苟且偷生嗎？我們跟那個愛滋病婦女一樣，也是賴活著，只是我們生活的表面沒那麼慘而已。 為甚麼現在的中國人會產生「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想法呢？這都歸功於黨的教育。1949年之前，共產黨打天下時需要人們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所以鼓吹人要選擇好死，不要苟且偷生，可中共掌權之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讓數百萬人含冤受辱，生不如死。起初有剛烈的選擇了「賴活不如好死」，可他們哪裏想到，他的不屈自殺，雖然好像解脫了自己，可是卻把家人置於了更深的水火中，「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等大帽子把活著的親人壓得抬不起頭。慢慢的，人們不敢死了，連死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只好像狗一樣的賴活著。 還有個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既然世界是物質的，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良心值多少錢一斤？道義又有何用？我為甚麼要為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獻身呢？其實道德良知真是那種「說它有就有，說他沒有就沒有」的第二性的東西嗎？人不承認道德規範，道德標準就不制約人了嗎？人不承認天理，天理就不管人了嗎？就跟大躍進一樣，你說假話畝產萬斤，最後餓死的還不是自己？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不承認的事，未必就真的不存在。宇宙天理無形中在制約著我們每個人。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都說明皇天在上，天法制約人，不遵守道義的人，它其實已經不是人了，活著也是行屍走肉。 為甚麼要像狗一樣的賴活著，而不努力活得像個人樣呢？如果連好好活著的勇氣和希望都沒了，這個人已經死了。希望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能活過來。@
